一味地服从指示为何不道德？

五十多年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见证了组织大屠杀的主要人物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审过程。在报道这场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词，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在为罪犯开脱。

以赛亚·伯林在《伯林谈话录》中说：“我无法接受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观点，我认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是荒谬的。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过的主要事情是对的。我问过肖勒姆为什么人们钦佩阿伦特女士，他告诉我，任何严肃的思想家都不会这样做。那些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封

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指出，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恶已经变得很寻常，或者艾希曼和他的纳粹同谋犯下的是很寻常的罪。实际上，她认为那是非同一般的罪。艾希曼没有思考过他犯下的罪行，但他的行动并非下意识的。他执行政策，没反思过一个人作为政治存在的行为，不思考已经变得平庸。这一变化并不平庸，而是史无前例的、令人震惊的、错误的。

朱迪斯·巴特勒

艾希曼相当于系统中的一个零件。政治系统的运作，离不开政府不同分支部门之间的关系，由命令渠道构造出庞大的官僚机器，系统用来保障其运行的人像“齿轮”和“轮子”。每一个零件都是可报废的。战后审判的被告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我没有做，其他人也会做的。在第三帝国中，只有一个人做出决定，故而也只有这一个人在政治上是负全责的，那就是希特勒自己。

阿伦特说：“但在法庭背景下，整个零件理论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如果被告说，他只是一个零件，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自己主动做什么事，这样的答复可以被当作无关紧要而被排除。”上级命令也不是犯罪行为的借口。接到命令的人应该辨认一个命令的犯罪性质，如发疯的军官下令射杀其他军官、虐待或滥杀战俘。

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不存在针对冷漠之罪的法律，也没有为判决它而设的法庭，这是幸运和明智的。但同样幸运的是，在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个机构，在那里根本不可能消除个人责任，在那里被判断的不是体系、潮流或原罪，而是像你我这样有血有肉的人。”

阿伦特认为，既有的司法意图概念和国家法庭不足以把握和审判纳粹的罪行，因为纳粹主义也实施了对思考的攻击。纳粹不仅要消灭犹太人，还要消灭同性恋、共产主义者、残疾人和病人。所以阿伦特反对由某一个国家以其国民的名义来执行对艾希曼的审判。为了理解和应对这种反人类罪，需要设计一套新的国际法结构。如果反人类罪已经变得平庸，这是因为它是以日常、系统化、没有遭到反对的情况下犯下的。阿伦特称这种反人类罪是平庸的，是要指出，这种罪已经变得让罪犯们可以接受、日常化、不加道德厌恶和政治抵制地执行。

阿伦特

艾希曼给阿伦特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随着审判的进行，她逐渐感到这个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像一块平板那样难以形容地低级，没有价值。罪犯唯一的特点仍在于他有点异乎寻常的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警方的问讯中能发现的唯一的个性特点是，他不能思考。

用未能思考来描述大屠杀这种罪好像有些轻，但在阿伦特看来，不思考的结果就是屠杀。对这种明显很天真的说法，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阿伦特高估了思考的力量。实际上，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控诉超出了这个人，覆盖了一个历史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思考已经消失，思考的降级与系统性的屠杀紧密相连。

阿伦特认为，不思考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不思考的人会犯罪，阿伦特在这里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思考，相当于自我良心的拷问。我们的判断能力使我们不被感情或自私迷惑，不束缚于个别事例被包括于其中的标准或规则，相反，能通过判断活动产生它自己的准则。少数拒绝跟纳粹合作的人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敢于自己做出判断。他们选择了什么都不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时，他们也就会选择去死。他们拒绝去杀人，他们不愿意与杀了人的自己相处。

不和自己对话的人，将不会介意与自己相矛盾，这意味着他不能或不愿意叙述他所说的或所做的，他不会介意犯下什么罪行，他确信罪行在下一刻就会被忘记。

艾希曼声称，在执行最终决定时，他是出于服从，他是在读康德时引出服从这一道德准则的。阿伦特在听到这番话时感到震惊。阿伦特写道：“这令人愤怒，也令人无法理解，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如此密切地与人的判断力相关，而人的判断力把盲目服从排除在外了。”

艾希曼

阿伦特的后期著作都是在解读康德哲学问题，反驳艾希曼的解释，努力地从纳粹的解读中救回康德哲学。变得平庸的是对思考的攻击。人们需要哲学来阻止恶，因为哲学就是对思想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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